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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春上古史论39老子是姓

前文已证明嬴姓发祥于内丘县,李氏肯定也是,所以在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出现李氏很正常。但是李氏是怎么来的?是由皋陶的理官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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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认为有“理”姓,并引用《五音集韵》云:“皋陶为大理,因官氏焉,殷有理徵。”

但是,至今尚未发现“理”字的甲骨文,“理”字最早见于《说文》小篆,《说文解字》解释为:“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左“王”为玉,右“里”为作坊,“理”字表示在作坊治玉。

而甲骨文中却有“李”字,无论从字形还是字义上都无法证明“李氏”来源于“理”字。反而有可能“理”作为“治狱官”之意来源于“李”。

《韵会》曰:“治狱官曰理。”《礼·月令》称:“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注:理,治狱官也。”可以认为,“理”作为治狱官之意并不是“理”的本义。但“理”字出现前已经有皋陶之“理”官的记载,或说明“理”字代替了某个字做治狱官之意,那么这个字是什么?

《史记·循吏传》记载有:“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说明这个理官姓李。而某些文献直接将“理”写为“李”,如《前汉·天文志》“骑官左角曰理”,《史记·天官书》“作李”。再如,《周语》:“行理以节逆之。”孔晁注:“亦作李。”

上古时期,皋陶的“理”官可能是“李”官,但具体何时出现“李氏”还无法确定。《史记·循吏传》记载的“李氏”出现于春秋晋文公姬重耳时期,此时,“李氏”依然担任“理”官,或可说明至少在此之前“李氏”就是后世所谓的“理”官。

但“李”字的甲骨文与“孝”字极为相似。殷墟甲骨文中,“孝”字已经出现,但只发现一例,且出现于甲骨文最后的第五期:帝亡、帝辛纣王(二世二王)时期。可以认为,最初“孝”字本身就是“李”字,“孝”字是“李”字的形变,至少可以认为“孝”字本来和“李”字同源,或者说,“孝”字直接来源于“李”字,在金文中二字才彻底分化。

从“李”字最初本身就是“孝”字,或“孝”字源自“李”字这个角度讲,或许“李氏”与赡养老者的“孝”有某种关系。当然,这里只是猜测,不是结论。其老者,首当其冲就是其直系祖先皋陶,笔者研究确认皋陶墓葬就在现在发现的李唐始祖“李昙”大墓和庞大的“李氏”家族墓群西北部,距离临城县补要村遗址不远(因篇幅有限,后文详述)。

春秋战国时期,陆陆续续在临城补要村遗址附近修建了几座城池,其中有古“柏人城”附近修建的新城,《读史方舆纪要》载:“柏人城,(隆尧)县西十二里。春秋时晋邑。哀四年,晋荀寅奔鲜虞,齐弦施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晋围柏人,拔之。”《史记》载:“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围柏人,中行文子遂奔齐……”战国时期的“柏人侯”李昙即驻扎柏人城,其大墓亦位于附近。

参考《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等相关资料,孝字目前只在甲骨文五期发现一例,与“李”字非常相似,或许是在殷商时期按“李”是尽孝或守孝之意衍生出“孝”字。“孝”字形从老省即“耂”,表示长者老人;从子,在老之下。考察“孝”字的金文,其字型都有与“老”字相同的部分“耂”。《甲骨文孝的含义》一文认为,金文中又有从耂从食的写法,就是从赡养来取义。

《判盯说文解字》云:“善事父母掘滚和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所谓“老子”,意即“从老省,从子”的“孝”字,而“孝”字直接来源于“李”字,所以,“老子”指“孝”,亦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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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耳称“老子”,是取其字源“孝”字出于“李”字,以及“孝”字本义。所谓老莱子只是“老子”之名的附会而有所谓“老子”之事迹,但他确实属于道家,而且有自己的著述,然而,“老子伯阳”是个隐居者,不会有什么事迹而言。

“老子”之子,和“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的“子”不同,后者是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而“老子”之子是“李”和“孝”古字的拆解,以“老子”指代“李”,因此,按“孔子”、“墨子”等人之“子”去揣测“老子”,可能会得出“老子”姓“老”的结论,这是说不通的。

《史记》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既然“老子”是隐修之人,也就不会有多少事迹可书,所谓“苦县”一说,只是将《道德经》的整理修改和传播者“老莱子”的部分事迹强加到李耳身上而已,所以李耳变成了有老莱子家乡和事迹的“老子”。实际上,老莱子的“子”是尊称,并非李耳之“老子”的字意。《老子韩非列传》是把不同的传说杂糅成了传记,其中很多内容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考证。

所谓“李氏”在殷商时期逃跑避难过程中吃了“李子”从而改姓之说,当然是后人编造的故事。而所谓“李氏”取“理”之说亦无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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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序传》载:“(徵)妻契和氏,携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后世李氏源流文献多出自此处,但对“伊侯之墟”的地望产生了错误。

《新唐书·表第十上·宗室世系上》称:“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

陇西李氏《族谱》的说法类似:“吾氏之源,本颛顼之后。曰:皋陶公仕帝尧,为大理之官,始以理为氏。至殷纣时,曰:徵公为翼隶中吴伯,以直谏不容,受死。子利贞同母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李全生,因以理为李氏,代有闻人。”

这一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一是“理”字出现很晚,按:理字源于“里”字,“里”字最早发现于金文大篆,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理”字或最早出现于小篆,当在战国末期。二是“理”字本义表示在作坊治玉,“理官”为衍生义。所谓“皋陶公仕帝尧,为大理之官,始以理为氏”是说不过去的。三是“子利贞同母逃难”之语存在问题,大理之官是世袭官,世代由嬴姓“李氏”担任,该家族是世袭贵族,乃非常庞大的家族,即使避难也是家族避难,不可能孤儿寡母逃难,所以“子利贞同母逃难”之说存疑。四是“食李全生,因以理为李氏”是无根之木,既然当时不存在“理”字就没有“以理为李氏”的可能。而“食李全生”之说则非常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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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说法很有价值,清楚地证明了李氏没有去河南省,而是回到了家乡河北省内丘县、临城县、隆尧县交界处。其中:“徵公为翼隶”,翼同冀,为冀州之地,隶为“直隶”,或称“直聚”,在古代特指天子脚下的心腹之地,“直聚”是内丘县的旧称,说明徵公是河北省内丘县一带人。

中吴伯,是“中”的吴姓伯(爵),地位崇高,“吴”即西周出现的“虞”,甲骨文无“虞”字,“虞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分布广泛,早期有以地区区分的习惯,“中虞”即含有地名因素,“中”是地名,即秦汉时的“中丘”。

另外,吴字通“禺”。禑,《五音集韵》:“五乎切,音吴。福也。”《玉篇》:“同祦。”可见,古时,“禺”字通“吴”。因此,黄帝家族的“禺氏”就是“吴氏”。这与“虞”字通“禺”字,又通“吴”字类似。《山海经》:“夸父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今作“虞”,说明“虞”字来源于“禺”字。而“虞”字更有可能改自甲骨文的“吴”,从现代字形看,“虞”只是“吴”披了一个虎皮而已。所以,“禺”和“吴”是相通的。

“中吴”即“中禺”,指黄帝禺族的“中”,古“中丘”(今内丘县),也就是“中吴伯”的地理标签。

“李”应当是“理”出现前的官名。《五音集韵》所云“殷有理徵”,因为当时尚无“理”字,无法证明已经以“理”为氏,《族谱》所云“徵公”可能更合理。

“子利贞同母逃难于伊侯之墟”,伊侯之墟是哪里?《文心雕龙》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得力牧于大泽,进为将。”大泽是邢台市大陆泽。《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曰:“伊尹,力牧之后,生于空桑。”《列子·天瑞篇》称:“伊尹生乎空桑。”空桑主要是今内丘县、隆尧县和邢台市北部、临城县南部(紧接着下文详述“空桑”)。

实际上,所谓“子利贞同母逃难于伊侯之墟”,民间族谱亦有记载“殷侯之墟”,笔者前文已述,“殷”地是指内丘县、临城县东南部与隆尧县西部,后魏复古时曾在当地设置“殷州”,那里就是殷商先祖契、昭明居地。所以,“伊侯之墟”和“殷侯之墟”是指同一个地方。河南鹿邑县既非殷人旧墟,又非伊侯故里,更不是上古华夏之地,所谓“到了河南鹿邑县东”纯粹是子虚乌有之事,或许是为了让李耳和老莱子扯上关系而编造。

南宋吏部尚书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篇》中写有“老聃生而指李树以为氏”,学者普遍认为此说非常牵强,不被认可。其实,老聃的身世本就有疑问。

《史记·循吏传》云:“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李离的记载在韩婴《韩诗外传》有记,又来自《诗经》,此记载当无误。因此,在“老子”之前已经有“李氏”。春秋晋公子重耳,遭到骊姬诬陷,《左传》记载了僖公四年“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以及僖公五年“及难,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翟”等历史,其中,“蒲”地很多人理解为陕西省或山西省,实际上,“蒲”地应临近“翟”,“翟”就是“狄”,在史学界没有争议。夷吾奔“屈”后,鲁僖公六年晋献公派贾华攻打屈城,夷吾无奈准备逃往狄国,芮劝说道:“你在重耳后亦逃到狄国,就证明你有罪,不如去靠近秦国的梁国,还能够得到秦国的信任。”于是夷吾去了梁国,梁国位于今天的陕西韩城地区附近。说明狄国和梁国不是一个方向。

“狄”应当是河北省石家庄一带的“翟”或鲜虞,“蒲”应当是西汉以前的“蒲”(今邢台市宁晋县、新河县一带),这里北上就是“狄”。重耳在“狄”国待了十二年,期间,“狄”国正与廧咎如打仗,期间从对方俘虏了两位姑娘,重耳将其中的季隗迎娶为妻。廧咎如是春秋时隗姓赤狄,临城县炎帝大隗氏后裔,春秋时期在太行山中部一带活动。离开“狄”后重耳一行人先是到了卫国,但是并未久待。后抵达齐国,齐桓公款待了重耳。

按重耳逃亡路线,可以断定“蒲”就是今邢台市宁晋县、新河县一带,“狄”就是盘踞石家庄的“狄”。现在邢台市宁晋县、隆尧县一带还流传有重耳逃亡的故事。正是重耳逃亡期间,他在这一地区笼络了一批人才,包括赵衰(赵国君主的祖先)和《史记·循吏传》记载的“李离”,但也有不从者,那个人就是李伯阳或称老子伯阳(以“老子”代替“李”字或“孝”字,后文详述)。重耳逝世时间是公元前年,出生日期尚有争议,晋献公二十一年(前年)重耳逃到了“蒲”,次年逃到了母亲的故国翟国(又作“狄国”)。一般认为老莱子生活于约公元前年到约公元前年,但其寿命存在疑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以上记载虽未明确“老子”其人,但说明了老莱子并非“老子”,太史公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此前又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说明“老子”年龄比孔子和老莱子大了约岁,“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自然不会是真,但可以认定,“老子”是和重耳一个年代的隐居者,也就是说,本文所称拒绝重耳邀请而选择隐居修行的“老子伯阳”才是其真身(关于“老子”,后续文章详细论述)。所以,《道德经》的出世远比老莱子时期要早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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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县补要村遗址第三期说明,殷商贵族在“晚商时期”再次回归殷地,应该与史书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即徵公“以直谏不容,受死”,“子利贞同母逃难于伊侯之墟”。

临城补要村遗址第四期已经是东周至秦汉时期,说明西周初期该地居民又一次迁徙他处(在元氏县建立軧国),在东周时期再次回归。

按《史记·循吏传》云“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之后,《新唐书·表第十上·宗室世系上》称:“……生耳,字伯阳,一字聃,周平王时为太史。其后有李宗,字尊祖,魏封于段,为干木大夫。”其中,“周平王时为太史”有疑暂且不论,但《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并未指出与“赵”、“秦”李氏关系,且按《史记》所说老子或老莱子的年龄,其子宗为魏将,与魏国成立于公元前年不符。汉代应劭《风俗通》云:“段氏,段干木之后。一云:老子十三世孙名宗,事魏为将,有功封于段干,因为姓。”所以,《新唐书·表第十上·宗室世系上》称“(李耳)其后有李宗,字尊祖,魏封于段,为干木大夫”是错误的。

《新唐书·表第十上·宗室世系上》又云:“生同,为赵大将军。生兑,为赵相。生跻,赵阳安君。”其后代至李跻皆在“赵”地。

此后,“(赵阳安君)二子:曰云,曰恪。恪生洪,字道弘,秦太子太傅。生兴族,字育神,一名汪,秦将军。生昙,字贵远,赵柏人侯,入秦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墓在今隆尧县西部,与内丘县相邻)。生四子:崇、辨、昭、玑。崇为陇西房,玑为赵郡房。”李氏又皆在赵或秦,并分出两大支系。

从颛顼高阳氏到皋陶,从“子利贞同母逃难于伊侯之墟”和《史记·循吏传》记载的李离,到李耳后裔李跻皆在“晋”或“赵”地,其中间的“老子伯阳”亦应当居此,而且目前公认的“老子”隐修之地广阳山也在邢台,所以,李耳应当是“赵郡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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