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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灾荒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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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病

在古代,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病,这个病就是饥饿。

这个病病到最厉害的时候,就出现“人相食”的种种惨剧。

根据相关地方志的研究统计,明清时期出现灾荒食人现象记载达县次。其中明朝县次,清朝县次。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不忍直视的悲痛和无数被饥饿摧残的华夏子民。

食人现象的研究算是学术界的边缘位置,因太过残酷或匪夷所思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甚至现在会有人给出解释反驳:“就算再饿,也不能吃人啊,粮食没了还能吃草籽野菜,再不济山里的虫子到处都是,蚂蚱知了都能吃,古代吃人这种事,怎么可能啊!”

回答这种“为什么不找别的东西吃”的问题,需要看到灾荒食人的成因。

一、生态脆弱,草木无存

灾荒时期食人行为的出现,必定是草木无存,实在找不到任何延续生命的方法才出现的极端行为。“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草籽野菜昆虫充饥,因为没有草籽野菜和昆虫了,灾荒时期,出现的是草木无存。

灾荒年景,地里为什么不长能吃的东西?这和生态环境有关。

明清时期灾荒食人多见于北方,南方则很少出现,除了气候人口不同外,这也与它们的生态系统有关。北方生态环境与南方相比,破坏异常严重。北方五省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壤肥沃,土质疏松,数千年来,历来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区域。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大肆的烧山毁林,屯田掠夺,导致这里成为全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

北方地区最常见的灾情是旱灾,树木早被砍伐殆尽,土地蓄水能力极差,脆弱的生态系统面临旱灾的时候,不仅粮食绝收,连草都长不出来,没有水,就没有植被,没有植被,大多数昆虫都活不了。

当所有能填进肚子的东西都吃完的时候,出于生存的本能,老、弱、病、残、幼等就成了被食的对象。

万历四十三年(年),山东安丘县“夏旱,幢。秋大饥,栗价涌贵,民刮木皮和糠秕而食,林木为之一尽”,当草木俱尽的时候紧接着就出现了“饿死者道相枕藉,乃有割尸肉而食者。”

糠是种子的外壳,秕是干瘪的种子,糠秕常用来比作无用之物,这些东西只能骗骗胃,糠秕树皮吃完,草木无存之后,人就成了饥饿的野兽。

二、苛政猛虎,救灾失效

明朝和清朝,在建朝伊始,他们的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把战乱的恶劣影响平息,鼓励农业,恢复生产。这个时候,税收不重,政府也有财力救灾,即使出现灾荒,也很少会到人相食的地步。

但到了中后期,怠政、贪腐、敷衍、盘剥就急速加重,国家救灾能力失效,小灾变大灾,大灾变成恶劣灾荒。

如崇祯年间,明末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困苦不堪。与此同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甚至一年数灾,政府不但不减灾、救灾,反而课以重赋,收缴三饱,竭泽而渔,以弥补财政支出上的不足。同时,官吏贪污中饱私囊,水利年久失修,整个社会体制瘫痪。

这时朝廷的机制和行为,不但不能救灾,反而将自然灾害破坏性加剧,于是酿成明末奇荒。

三、旱灾、水灾、蝗灾

灾荒并非凭空出现,粮食不会莫名其妙绝收,能直接让粮食绝产的三大灾荒就是水灾、旱灾和蝗灾。

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蝗灾无边。”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并不是适用于全国各地,对于长江流域以丘陵为主的地区比较适用,但对于华北黄淮海平原,这三灾无论哪种都会造成大面积灾荒。

旱灾

旱灾时期,赤地千里。在大旱时期,最可能出现食物断绝,草木俱尽的场景,而且一般旱蝗相伴,蝗蝻遍地,当真寸草不存。

水灾

水灾的烈度虽然没有旱灾之广,但洪水骤至,所到之处遍成泽国,其损害程度丝毫不逊旱灾。所以在特大洪灾面前,也经常出现禾庐漂没,寸草无余,以致饥民相食的场面。

蝗灾

蝗灾爆发时,大群的蝗虫乌云蔽日般盖地而来,它们咀嚼、吞咽着所到之处的一切绿色植物,赤地千里,惨不忍睹。蝗灾的最大危害就是它们和人抢粮食,蝗虫把粮食吃没了,人就得饿死。关于吃蝗虫充饥,有说法是蝗灾中的飞蝗与普通环境中的蝗虫不同,毒素更多。根据有些真实经历过蝗灾的老人口述,他们吃过蝗灾里的蝗虫。毒素严重与否的问题且不论,为何不吃蝗虫充饥,最大的问题是,蝗虫不会停留在一地很久,它们吃完某地的粮苗之后,会飞走转移他处,不可能捉尽。再者蝗虫的生命周期很短,停留下来的一些蝗虫,很快就会死掉,农民抓蝗后,很难把它们像粮食储存起来。

笔者吃过蝗虫而且很喜欢吃,油炸得很香,串起来直接烤味道也不错,常见的东亚飞蝗、稻蝗、长相奇葩的大尖头蝗,有的是中指粗细大小,有的小到只能塞塞牙缝。说实话,当偶尔的零食可以吃,如果长期储存笔者自己用过的一个办法是炒制后加大量盐腌好,很长时间后还可以吃。但对于古代人来说,盐太贵了,能用得起盐腌蝗虫的家庭,绝不可能是穷人。

唐·白居易《轻肥》写道:“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面是朝中要员奢侈跋扈的生活,一面是江南大旱人相食的惨境。

白居易的诗没有描述得很具象,成化末年山陕特大旱灾,当时的刑部右侍郎何乔新奉命前往山西赈灾,他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

“山西之民凋弊极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杀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杀夫而食之,至于叔侄相食,姻娅相屠,又其小者耳人类至此。”

类似的文字记录还有很多,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史书、奏折、文集、碑刻、诗歌等均有人相食的记载。

即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有吃人的灾荒经历。

宁晋县:大旱,蝗。川泽竭,井涸。人相食。康熙《宁晋县志》卷一灾祥

任县:大饥,人相食。——康熙《任县志》卷一灾祥

清河县:四月至七月,不雨。六月,清河涸。冬大饥,人且相食。一康熙《清河县志》卷十七样

肥乡县:大疫,岁饥。树皮草粒皆尽,人相食,村无烟火。——雍正《肥乡县志》卷二样

沙河县:大饥,人相食。——乾隆《沙河县志》卷一祥异

广宗县:大歉,斗米贯钱,继以瘟疫流行,人相食,死者过半。——康熙《广宗县志》卷十一祲祥

平乡县:大旱数月,民相食。——乾隆《平乡县志》卷一灾祥

……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县志记载而已,也许这里面有你的家乡,有我的家乡。

看到这些人间惨剧的记载之后,才深刻意识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真正伟大。

饥饿,这两个字太沉重。

吃饱,这两个字走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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