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北北部的妫州以及饶乐都督府辖地，南部与燕山山脉相连，适合一定的采集、狩猎行业，北部多草原，适合游牧业。至于幽州、檀州、蓟州、平州则多为平原，史称幽州“封壃沃壤，平广膏腴”，是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但是四州的北部又多与燕山山脉相连，具有一定的山地，比如《诸山圣迹志》就称幽州的僧人“重风光而拂照林牗，爱山水而附带烟霞”。而且幽蓟平三州还环临渤海，可见幽州地区不仅山松林立、近邻沧海，而且从“盆池”一词当中还可以发现其水资源亦十分充沛，因此这四州不仅是农业种植的绝佳之地，同时还适合发展森林采集业、狩猎业以及沿海经济。至于当时位于河东道地区的蔚州，掌握着著名的飞狐道，是由太行山脉进入河北地区的要地，也以山地为主。
唐代河北中部的易、定、瀛、莫、沧、恒(镇)、深数州，除易、定、恒三州东部与太行山脉相连，有一定的山地外，基本上都属于平原地带，非常适合农业种植。而西部的沧州又与北部的幽蓟平三州一样，紧邻渤海，也具有一定的沿海经济特色。至于唐代河北南部的赵、冀、邢、洺、魏、贝数州，与中部地形特征基本相同，只不过没有像沧州那样的沿海州而已。
气候
河北的平均气温介于0到13℃之间，一般由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减，由于受地形影响，坝上与坝下，山区与平原相差较大。长城以北低于10℃，北部坝上最冷，年平均气温在0~4℃之间，长城以南年平均气温10~13℃，邯郸及大名都高达13.3℃。南北相差约13℃。平均温度随纬度的增加而递减，纬度每增加1°(约公里)，气温下降1.9℃。比北半球同纬度地区比较约偏大0.2℃。
地形高度每增加米则相差1℃以上，较理论数据偏大0.35℃以上。全省无霜期的分布趋势，是从西北到东南递增，各地无霜期的差异很大。南部平原在~天，坝上地区70~天，南北相差近一倍。冀北、冀西北地区无霜期为~天。以怀来(在妫州境内)盆地和承德盆地最长。太行山麓，常有焚风作用，寒潮来时降温不打，无霜期较长。无霜期是作物生长不受冻害的时期，无霜期长对农业发展的意义重大。河北地区的太阳辐射资源丰富，总辐射比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低，但比东北、长江中下游的某些地区以及华北、华南、西南的广大地区都高，这就为农作物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光能资源。唐代河北地区的温度光照以及无霜期肯定与今日有所差别，由于地形差别不大，参照今日的气象数据大体可以知晓当时河北的气候是适合农业的发展的。
目前史界普遍接受的竺可桢的研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唐代史料中梅、柑桔以及作物生长周期的研究，认为汉唐是比较温暖湿润的时代。后来的专著都沿用了该理论并做了若干修正。吴宏岐先生认同唐代“温暖湿润说”，认为如与现代气候相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隋唐温暖期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唐代温暖湿润的气候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唐代河北地区也应该同唐代绝大地区相同，气候温暖湿润不仅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在战乱少的时期，手工业与商业也受益颇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气候由暖变冷也使少数民族加快了南下的进程，少数民族建立区域性王朝如后来的契丹成为新的历史趋势，河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饱受战乱之苦。
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有文宗开成年间河北地区的天气情况，开成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天阴发……雷鸣降雨”，二十五日，“雨下……斋后雨停”，二十六日，“天晴”，二十八日，“暮际，雷鸣雨下”，二十九日，“晴天忽阴，零雨降雹”，冰雹打破了行人的斗笠，“晚际，见其归来，被雹打破笠子而来”，五月一日，“天晴”，五月五日“暮际雷鸣雹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的四五月间，丰富的降水使得山地间林木茂盛，镇州大复领上“青松连岭，山风渐凉。晚上松林，谷里林木，直而且长，竹林麻园，不足为喻，松翠碧与青天相映”，降水量的丰富不仅有助于林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的发展繁荣。
水文
根据《太平御览》《唐六典》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唐代河北地区以丰富的水系为基础，河北地区建设了发达的水利工程，既可以引水灌溉，又可以兼顾运输，预防水患，改良土质，促进了河北地区前期经济的发展，即使在战乱年代以及割据时期也为农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基础。
以魏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交通路线的发展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由于唐代中央集权加强，驿站林立，“三十里一驿，天下水驿一千三百三十所，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一所，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遍布全国的驿站系统是唐王朝交通发达的例证。唐朝的道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向外辐射，以至全国各地，还有道路相连至域外国家以及部落。与之相同，地方州郡也成为当地的辐射中心，这样就构建起全国的交通网络。河北地区的交通中心所在是河北道的治所魏州，以魏州为中心，连接易州、贝州、定州、幽州、相州、沧州等地形成庞大的交通网格，并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与其他道、京畿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往来，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往来物资与人力呈快速增多的趋势，交通路线不断延伸，以魏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不断发展壮大。
唐代前期，魏州已经取代邯郸和邺城区域中心位置的地位，成为河北南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唐玄宗时期，魏州又成为河北道采访使治所，是河北地区的行政中心，魏州在唐代后期又一直是魏博镇的首府。就整个唐代而言，魏州一直是河北地区交通最重要的枢纽。西面是相州(今河南安阳)，西南是卫州(今河南卫辉市)，西北为洺州(河北永年县)，此三州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道路经过的地方，魏州可以通过三州与这条道路发生联系，这条道路沟通南北，是河北境内最重要的陆路交通要道，渡黄河向西取道河南到达长安洛阳，沟通两京。
魏州地处永济渠沿岸，可以顺永济渠直达幽州。魏州还通过永济渠沟通了江淮地区，江淮地区的货物运到河北道首先要经过魏州，河北地区大部分是盛产丝织品的，想要运到外地，大多通过永济渠来运输，也必须经过魏州，魏州的发展壮大可以说离不开永济渠的开通。
安史乱后，设立了魏博镇，取魏州同博州之名，治所在魏州，两州相邻自有道路相连，魏州可以取道博州，南渡黄河而至郓州(在今山东东平)，或者向东渡河至齐州(今山东济南)；从魏州出发还可以取道滑州(今河南滑县)而至汴州(今河南开封)。由此可见，魏州不仅是河北道的交通中心，还是太行山东部平原上重要的枢纽，是河北道通向外地的重要窗口。除此之外，还有自镇州西出娘子关而至山西，自易州西出紫荆关、飞狐县而至今天的山西。自定州西北经倒马关飞狐县至今山西；自幽州向东北、西北和东等多条道路。
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大运各地粮食供应关中，三年时间共运粮七百万石，他所运的粮食主要是来自晋、绛、魏、濮、邢、贝、济、博各州。其中魏、邢、贝、博四州都在河北道，博州治所在聊城县，在今山东聊城，另外三州都在今天河北省境内。这几州中，魏、贝、博三州都毗邻永济渠，贝博二州地处太行山东河北平原的中部，顺永济渠往下，就可以到达德、景、仓诸州，通过永济渠运送粮食理应出自上述的几州，永济渠的开通把河北地区的产粮地连成一片，是重要的水运通道，负担着供应长安粮食的任务。水运之外，河北地区的海运也十分发达，幽州、蓟州、沧州临近渤海发展成为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沧州更是成为渤海湾头的海运中心，《旧唐书·五行志》记开元十四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之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海运经沧州的军事用途占绝大部分，在唐王朝用兵朝鲜半岛的战争中特别重要。
佛教徒朝圣线路的考察
五台山是唐代的佛教圣地，在唐河东道境内，与河北相邻，河北僧人多往来于五台山求经问道。各地香客进五台山朝拜，河北当为必经之路，当时有一条“五台山进香道”，是《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的“镇州西北取五台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中的道路，经过河北的赵州、恒州到达五台山。当时是佛教盛行的年代，虽有武宗灭佛的插曲，不足以改变民众对于佛教的信仰，所以进香道交通繁盛，敦煌莫高窟西壁绘有一幅《五台山图》，该图的下部描绘了途经河北的进香道，图中明确标有“河北道镇州”和“镇州城西大悲阁”，描绘了各地前往五台山进香以及经商的画面，香客、商人、信徒络绎不绝，交通繁盛。
唐文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唐，十年间游历名山大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所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迹》是神州壮游的翔实记录。书中记载有新罗僧谅贤所说去五台山朝圣的路径为登州——莱州——青州——缁州——齐州——郓州——过黄河至魏州——镇州，由镇州出发去五台山，此行需由今天的山东半岛登陆，横跨山东到达郓州，渡黄河取道河北地区的魏州镇州而至五台山，来自山东地区的僧侣信众去五台山进香应该是走这条道路。圆仁先到河北的贝州，取道冀州南宫县和赵州宁晋县到达镇州，再从镇州出发去往五台山，所走的就是前文所述的五台山进香路。其具体的巡礼路线为镇州——使庄——南接村——行唐县——黄山八会寺——刘使普通院——两领普通院——果菀普通院——解脱普通院——净水普通院——塘城普通院——龙泉普通院——张花普通院——茶铺普通院——逾大复领——角诗普通院——停点普通院——西北至五台山中台。
普通院是去五台山路途中特殊的寺院形式，由僧人主持，方便为朝圣者住宿并备有粥饭。《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记载有唐代后期朝圣者的巡礼碑，刻上名字以祈福，祈求延年益寿，巡礼者多来自本地的州郡，如涿州、易州、莫州、贝州、瀛洲等，除此之外，还有巡礼者来自河东的磁州，关内的盐州，以及岭南的浔州。尤其是来自岭南浔州的刘允，根据碑文所记，其官职为前浔州押衙，虽然刻碑时不确定他是否仍在任上，但是浔州这一地名仍可证地处唐王朝最南端的岭南与幽州镇有交通往来之便。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阻止佛教信徒的朝圣之路，借助于便利的交通，河北地区与其他顺地藩镇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唐末也未曾停止。
太行八陉
河北地区北接燕山，西靠太行山，靠近我国北部以及东北部少数民族，因为地缘上的缘故，唐代的河北地区经常受到来自突厥以及契丹、奚族的侵扰，人口迁移以及行军入寇频发。少数民族主要通过自西向东的路线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北，以完成内附或者侵扰。太行南北绵延千里，有著名的太行八陉，即井陉、飞狐陉、蒲阴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军都陉，都是重要的军事关隘，是古代穿越太行山行军的要道其中，滏口陉在河北磁县，井陉在河北井陉县，飞狐陉在河北蔚县，军都陉在北京昌平，八陉中大多在河北境内。
由于八陉地理位置重要，成为用兵必经之地，交通线服务于战争，反过来战争也开辟了新的交通路线。井陉关是防止突厥入寇的重要关口。调露元年(公元年)，唐高宗“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由于依附于唐的部落叛变，唐朝派兵镇守井陉以防止突厥入寇。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北宋成立，前后一共有10次出入井陉关的军事行动，其中4次山西东进，6次河北西出。
飞狐口位于今河北省蔚县南部，是太行山脉的最东端，恰当太行山脉和燕山、恒山山脉的交接点，由于其军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成为千百年来兵家必争之地。武则天胜利元年，默啜避开唐军主力，取飞狐陉进攻蔚州飞狐县，接着又攻入定州、赵州，“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定赵二州的百姓与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德宗建中四年(公元年)，唐将李晟驻定州，从河北易、定出兵，西出飞狐陉，而至代州，取道太原，讨伐占据叛军朱泚。
史籍中多把居庸关同军都陉当做一处来看，因为居庸关是军都陉道路上的关隘之一。居庸关是行军袭取北京的必经之地，在唐代则是攻打幽州的必经之地，唐昭宗乾宁年间，占据太原的军阀李克用进军讨伐幽州的刘仁恭，取道代州至蔚州，在蔚州与妫州之间的安塞军被燕军打败，通往幽州的道路应该是从妫州入居庸关而至幽州。
河北地区地处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结合部，关隘众多，交通便利，兵家必争，战时则成为前沿阵地，深受战争之害。和平时期与少数民族的通商往来同样借助于战时用兵的道路，但是却互通有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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