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村名考略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村庄制。“村”这个最低行政单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确立于唐代，在此之前村不叫“村”，叫“乡”或“里”。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商周两朝出现了“里正”“族尹”等官名。春秋时期，新的聚落形式——邑形成，下面设有乡、党、邻、里。秦汉时实行郡县制，县下置乡、亭、里作为基层政权组织，西汉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首次出现了“村”的名称。当时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不少百姓背井离乡，聚集在新的地方并进行开发，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原来“乡”“里”的人群聚落，即“村”或“坞”。自此，村、坞开始逐渐取代乡、里，成为乡治的基本组织形式。村、坞是在豪族庄园、聚坞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人类聚落形式，这种聚落形式在鲜卑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中叫“村”或“坞”。虽然村、坞是流民在战乱中自发形成的聚落，但在皇权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所有权掌握在皇族统治集团的手里，皇帝把这块土地封给谁，谁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其他人要想耕种土地，求得生存，就必须向被封的公、侯、伯、子、男缴纳租税。另外，封得土地的那些公、侯、伯、子、男可以决定自己封地的名字，一般单独的豪族庄园以庄园主姓氏命名，比如“拓跋庄”“赫连庄”“呼延庄”“杨家庄”“李家庄”“赵家庄”“朱家庄”等。如果一片土地上村庄太多，就只能随乡就俗，用村庄原有的名字了，如《红楼梦》里就有“黑山村”的乌进孝“乌庄头”。
隋唐最高统治者杨、李两家虽然也是从鲜卑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但毕竟他们的先人是汉族，故为了巩固统治，他们对土地不再分封，而是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并对最下层的乡村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到了唐代，随着贵族庄园、村、坞的逐渐增多，开始实行乡、里、村三级制，村在中国历史上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出现。唐朝时期还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还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完善职责，规定“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另外，作为城市之外的聚落之处，村并无户数的限制，其设置范围是“在田野者为村”。村制度的推行，是对魏晋以来三百年间郊野聚落离乱局面的一次大整合，也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的有力表现。
忻州市村庄之名，以冠姓氏者最多，其中又分两类，一是村，二是庄。村的命名原因或为建村人姓氏，或为村中人数最多的姓氏，二者又以前者为主。特殊者亦有，比如原平张村，据《原平县地名录》载：“建村时，常、刘、水三姓居多，后刘、水二姓绝户，弓姓迁来，人丁兴旺，为愿弓、常二姓皆旺，取弓之字，常（长）之音，合为‘张’，遂命张村。”庄则多为皇家、贵族、豪富之田庄，如定襄官庄即为明晋王府官庄。冠以姓氏的庄为某姓之田庄，尤其是叫庄子的，更系某姓之田庄，神池就有两个冯庄子，其中一个冯庄子原名“冯家庄”，后改名为“冯庄子”，直到年地名普查时才因与另一个冯庄子重名而复改为“冯家庄”。既叫“庄”，就有“庄主”与“庄客”之分，庄的命名多以庄主之姓冠之，也有一些庄被原居民称为“某村”，归某豪家富商所有之后变村为庄，则村名隐而庄主姓显，如定襄杨家庄，本古桑园村，为宋代杨大眼孙子占籍，故名“杨家庄”。当然，有变村为庄的，就有变庄为村的，当庄不再是某姓之田庄，或因某种变故转为村时，其名也会有所改易，如定襄师家湾，本叫“大王庄”，是元代王忙兀答儿长子执敬别业处，元亡后改为“师家湾”；定襄新庄头，古名“司马庄”，本司马楚之别业，后改今名。定襄在民国年间就搞过一次全县村名的变易，年地名普查，变易者更多。现在则一概在庄后加村，比如“魏家庄”现在就叫“魏家庄村”，“李家庄”就叫“李家庄村”。无论村变庄还是庄变村，里边都涉及复杂的历史，朝代改易，村庄变迁很大，此不可不辨也。
忻州市叫“庄”者，东六县和宁武、静乐居多，东六县中又以忻、定、原为多，因为这些地方土地相对肥沃，那些置庄田的贵族、豪富们不会去土地贫瘠的土石山区或丘陵地带置庄田。
忻州市西八县村名，多以地势、地形特点名之，冠姓者为数不少。村名后面多跟“里、山、川、河、墕、沟、湾、坪、坡、梁、窊、洼、嘴、峁、埝、窝、窑、岔、峪、会、畔、圪台、泉、塔”等字，比如王家里、韩家里、沟里；白家山、武家山、刘家山；土川、牛家川、冯家川、下川；石河、左眼河、张家河、牛跃河；潘家墕、姚家墕、黑豆墕、沙墕、赵家墕；前井务沟、寺儿沟、石槽沟、石辉沟；老牛湾、李家湾、黄嘴湾、崔家湾、郭家湾；天峰坪、七家坪、百草坪；刘家坡、白草坡、寨坡、高坡；碾子梁、高峁梁、庙岭梁；八打窊、大石窊、小石窊；高桥洼、闫家洼、天洼；甘草嘴、阳反嘴、柏家嘴；陡咀、滑咀；菜树峁、西梁峁、黑土峁、高峁；石家埝、杏埝、窦家深埝、尹家埝；辛庄窝、槐树庄窝、宋家庄窝；新窑、磁窑、崖窑、武家窑；南岔、河岔；林遮峪、曲峪、郜家峪；窑会、河会、唐家会；栗家畔、宋家畔、韩家畔、沙畔；杨家圪台、张家圪台、刘家圪台、窑圪台；坪泉、水泉、暖泉、板鹿泉；阎家塔、獾子塔、丁家塔、石桥塔、马家塔……西八县凡名“塔”者，多与“佛塔”无关，“塔”本为“垯”，意指小土丘，多用于地名，蒙古语中“塔”即“滩”，指土地肥沃的滩地，所以静乐、河曲河滩地的村落多名为“塔”。除此之外，以“里”命名的村庄则保留了古代乡里制度中的“里”，叫“会”的则大多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
忻州是块古老的土地，村名多源于古治、古迹、古名人，如忻府区韩沟村，因有春秋战国时韩献子韩厥墓，故名；定襄董村，据说是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故里；定襄智村，据说为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夫智伯封地；定襄藏孤台与战国赵氏孤儿的故事有关；代县古城村为秦汉时期的广武古城，故名“古城村”；繁峙卤城是汉卤城遗址；定襄东霍村因西汉霍光得名；代县东留属村，因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巡幸雁门郡时，皇太子曾率留在五台山的王公眷属途经今留属村停歇，故而得名；忻府区芝郡村，北魏时曾在此置永安郡平寇县，废城后遂称“故郡村”，后改“芝郡村”，其故城址犹存；原平城头村，因隋代于此置铜川县治筑城而得名；唐林岗村，是唐代唐林县治所，忻府区唐林村亦因唐林县而得名；五台插箭岭村，传说宋太宗赵光义北征入此，见菩萨现八臂相，插箭而归，故名；繁峙六郎寨，因杨家将杨六郎在此屯兵而名；木阁村，传说原为宋时穆桂英的穆柯寨；宁武宁化村，因北汉刘崇置宁化军，取安宁、教化意，故名；五台射虎川，原名“红崖村”，年清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路经此地，遇一猛虎，亲挽弓射死，山西巡抚穆尔赛立碑纪念，故名；望景岗，原名“茶坊上”，传说康熙西巡至此，登岗望景，赐名“望景岗”。
忻州市境内，村名多以佛、道二教名词或寺观庵社命名，比如静乐娑婆村；五寨观音殿；宁武迭台寺；原平文殊庄、香烟、浮图寺、石寺；五台灵境、金岗库、佛光、金界寺、日照寺、竹林寺、白头庵、广阳观；代县凤凰观；其他县的山神庙、白庙、岱岳殿等。当然，也有以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命名的村，如储士、政化、荣华、嘉禾、集贤、士集、善文、瑶池、择善、文武坡、文治等。此外，村庄叫“社”的也不少，如上社、下社、平社、西社、南社等，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者，土地之神也，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就叫“社”。
历史上，军、镇、城、关、营、所皆为重兵所驻之地，而忻州自古就是边塞地区，到宋、明时期仍旧为北方疆界，故隋唐就有岢岚镇，宋又有岢岚军、宁化军、火山军、保德军，皆称军州，都是州级别的军事重镇，现代乡镇的“镇”即从“军镇”而来。忻州市村名为堡寨者甚多，“寨”在宋朝为“砦”，是石头垒砌的防御营垒，后来演变为“寨”，“堡”是土筑围墙的防御营垒。堡、砦在战争时为驻兵之地，和平时期由从驻守军兵演化而来的居民或从他处迁来的农工商人所居，进而形成村落。村名后面加上“城、关、营、堡、寨、口、铺”等字，让人一听村名便知由来，比如五王城、古城、齐城、五花城、关城；雁门关、平型关、下关、蒯屯关；大营、小营、老营、扎营、郑家营；阳明堡、大牛堡、神山堡、黄家堡；土屯寨、蒲阁寨、焦家寨、万家寨；忻口、后口，阳方口。凡名“铺”者，多为古代驿站，如腰铺、界河铺、路铺、十里铺、二十里铺……
忻州市自古以来就是农耕与游牧的结合地，东汉、魏、晋的匈奴人、鲜卑人，隋、唐、宋的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元、明、清的蒙古人、满族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因此在村名上留下不少遗迹。忻府区呼延村，“呼延”是匈奴族复姓，十六国时出身新兴郡的匈奴皇帝刘渊母亲即为呼延氏，忻府区南北呼延村都与匈奴呼延族有关。鲜卑族有原平库狄村，“库狄”本为“厍（shè）狄”，鲜卑族人将其改为“库狄”，北齐有库狄敬，曾为肆州刺史，库狄村为鲜卑库狄族人所遗村落。原平南怀化村，因唐置怀化县得名，贞观四年（年）平突厥，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唐太宗封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贞观五年（年）思结部落于秀容县境置怀化县，即今怀化村。五寨大武州、小武州村均为辽国武州城遗址。定襄大营村，乃古红旗堡，据传为金代耶律黑尔根的屯粮寨。定襄王进村，是元代蒙古族王忙兀答儿故里。原平苏鲁村，村里有金代寺庙——中庄寺，寺内有金代碑记，记载指出此地南、中、北三苏鲁原名“南庄”“中庄”“北庄”，据今人考证，苏鲁村从来没有姓苏或姓鲁的人家，苏鲁之名应起于元明时期，蒙古人称牧场为“苏鲁克”，故三苏鲁在元代或为蒙古人的牧场，苏鲁村当由此得名。定襄的贾家庄曾为古真君里，季庄为古乌木齐，阎家庄为古呼延党。
忻州市有些复姓冠名的村子，复姓有汉族复姓，有少数民族复姓，常见的复姓人一看就明白，比如“皇甫”就是汉族复姓，“呼延”就是匈奴复姓，有些消失的复姓则让人莫名其妙，比如库狄村，人若不知道“库狄”是个复姓，就会产生歧义；再比如“索”姓，有汉族的“索”，有鲜卑族的“索”，有蒙古族的“索”，有满族的“索”，忻州市有个村叫“合索”，这个村名起得很有意思。另外，随着部分姓氏的改变，导致后人们对一些村名的来源极为困惑，比如“呼延”改为“呼”，“令狐”改为“令”“狐”等，此又不可不辨也。
忻州有的村子以植物、动物甚至方言命名，如起龙沟、白羊岭、伏虎庄、狮子坪、骆驼岩、铁鹿寨、马圈、北骡子、狼儿沟、狐峪口，鸡腿、鹞子沟、蛤蟆石、蛇神、长虫沟、鸦渠、黄松洞、榆湾、白杨、柳沟、枣林、酸刺沟、黄草坡、糜子洼、蘑菇营、蒿头岭、麻黄沟、黑豆沟、荆芥、芦草沟等。这些村名人们大多一眼就能看懂，但若是听到有村子以山碰、章腔、朦腾、木图、迷回、新圐圙、曲卜、眤眥庙等命名，就会一头雾水。除此之外，还有人为了书写方便给村子改名，有的甚至是半瓶醋“秀才”们胡改，村名因此就变得更为高深莫测，不知所云了。举几个例子，比如“舍窠”，意思是指旧的宅基，倘若李家人在此住过，后因搬迁只剩下空房空宅，此地便名“李家舍窠”；张家人住到一个有旧房舍的无名旧自然村里，便名“张家舍窠”。在旧房基上建了新村就叫“新舍窠”，岢岚、保德、五寨等地叫这村名的很多，但后来有的写为“舍科”，有的写为“社窠”，有的简化成“科村”（河曲文笔镇），还有的写成“社科”（宁武东寨）。河曲有村叫“葛真龙”，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个村子原名“圪针笼”，本地人叫酸枣树为“圪针”，这个村子圪针太多，仿佛是住在了圪针笼子里，所以叫“圪针笼”，非常形象，但一改成“葛真龙”就感觉莫名其妙了。五台县的才朗沟本来应叫“豺狼沟”，后改为“才朗沟”，读来不免有点牵强。定襄的瓦扎坪应为“瓦碴坪”，后改成“瓦扎”。叫“嘴”的村子也不少，现在很多都写成“咀”，本是“山嘴”，变为了“山咀”。事实上，“咀”这个年公布的简化字只出现两三年就被废除了，书写者却乐用不疲。
有些村名起得出人意表，很有诗意，比如雨淋淋、秋荷、瑶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忻州市的革命老区村子有不少以烈士名字命名，比如繁峙的安民村、任宗村、致胜村、万民庄，代县的芳昌村、双徐村、高凡村，原平的子干村等，都是用烈士名字取代了旧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不少以新鲜词命名的村子，如今多已恢复旧名。（彭图)
来源：忻州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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