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庆祥
年还在机关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说她在大门口被警卫拦住，让我去接她进来。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感到十分意外，又无限惊喜。
来客叫候素国，石家庄市人，是我们村里的外孙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曾在我村插队，住在舅舅家里。我和她在一个生产队干了三年农活，汗水泪水中结下兄妹情谊。一晃30年过去了，昔日斗蔻年华，今日两鬓花发，回想当年吃的苦，再看今天的新生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一阵寒喧叙旧之后，她终于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她是受老母亲的重托，要我帮助解决一个积压心头半个世纪的未了心愿——要求政府追认她早年去世的姥爷为“革命烈士”！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她姥爷的一些旧闻立刻在我尘封己久的脑海里翻腾出来。她的姥爷名叫耿佐贤，跟我是同乡同姓但不同祖，在我出生之前己经去世。他的后代子孙跟我住一条街，曾在一个生产队，因此对他的生平事迹不仅早有耳闻，而且敬仰在心，印象殊深。
耿佐贤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在本村小学教书，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弃教从戎，参加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半年后与家人失去联系。那年耿佐贤28岁，父母年迈，家中有妻子，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叫英子，两岁的儿子叫英舟。
妻子久等不见丈夫回家，四处打听均无半点踪影，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生死未卜，一家人愁肠百结，特别是他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直到日本投降后的年冬天，一个衣服褴褛、脸色黑瘦的陌生男人，身后揹着一个黑色包裹，突然找到耿佐贤的妻子，说有重要事情向家属交代。原来这个人是刚从日本回国的被抓劳工，他身后揹得不是自己的行囊，而是耿佐贤的骨灰！从此耿佐贤失踪7年之久的迷底才被彻底揭开。
出于好奇心，年我曾就耿佐贤的故事“采访”了他的儿子耿英舟。那年耿英舟45岁，母亲已经去世，姐姐英子出嫁后迁居在石家庄。耿英舟说，关于父亲的事情，他是长大后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据母亲说，那个送骨灰的人叫赵立存，是宁晋县人。他是夜里帮助八路军填埋隔县沟时被鬼子抓住，运到日本北海道一个矿井挖煤。他在那里认识了我父亲，两人在一个坑道里挖煤。他听我父亲讲过自己被抓劳工的经过。原来，父亲参加抗日游击队以后，在一次夜里伏击鬼子时因脚踝受伤被敌人抓住，在炮楼里遭到两天两夜的酷刑逼供。鬼子说只要他说出游击队员的名单，保证给他个宪兵队长干干。但他宁死不肯暴露抗日游击队的秘密，最后被绑架到日本当了劳工。
他们在矿井每天挖煤12个小时，一顿饭只给吃一个窝窝头，生了病只给喝一碗粥。睡的地铺十分阴冷，冬天盖一条簿被，为了不被冻死，两个人只能抱着睡。即使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父亲仍然不忘在同胞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我父亲送骨灰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介绍入党的，一共8个人。为了让劳工同胞们吃饱睡暖，改善生存条件，父亲组织了两次罢工活动，结果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同胞们发现他的尸体后偷偷地火化了，把骨灰藏了起来。直到日本投降被美军接管后，他们才死里逃生回到祖国。在那家矿井共有我国劳工86人，活着回来的只剩13人。
耿英舟的沉重追述，无疑为父亲填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也使我获得比较完整详实的宝贵资料。
转眼几十年过去，耿佑贤的儿女始终没有忘记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抗日救国付出了热血和生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她(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愈发强烈，为了不让父亲的血泪白流，姐弟俩商量后形成一个共识——为父亲争取一个“革命烈士”的荣誉称号，不要任何待遇，只为一个名份。此后多次向主管这件事的县民政局提出申请，但时至今日仍然得不到落实，为此一家人积怨颇深。
今天，耿佐贤的外孙女、我的好朋友候素国专程为此事而来，可见她们的决心与执着。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的民政局长换成咱们村的乡亲了，机会难得，但我俩不认识，所以才请你出面帮个忙。她还说，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英子)整天唠叨不休，说不为父亲争出个名堂，她是死不瞑目的！
平心而论，做为知情者，我对耿佐贤后辈的这个要求是理解的，同情的，支持的。因此当我送别候素国时，情不自禁地重复道，你放心好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久我便成为民政局长的座上宾。毕竟是乡亲，说话无顾忌，不打官腔，我单刀直入地把耿佐贤的事摆在桌面上。杨局长有些为难地说，这件事儿我早就听说了，不是谁故意拖着不办，原因是他不够条件的。关于追认“革命烈士”这件事，国家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首先一条是，凡被敌人俘虏过的军人，如果没有当事人证明此人没有叛变行为的原始材料，是不能追认为烈士的，这一条也是最严格的。再说我们只有向上申报的职能，没有批准的权力。因为耿佐贤的子女们始终拿不出这个原始证明，所以这事儿就耽搁起来，一直拖到现在。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明白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心中自然豁朗许多。既然国家有这个规定，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纵然心有不甘，也只能作罢。毕竟是法不容情的啊！
三天后，候素国又来了，当她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时，抱着头半响沉默无语，两滴热泪从圆润的脸上滑落下来。我辜负了好友的重托，感到很沒面子，揪心般的难受。幸亏我有所准备，昨天在党史办找到一本《赵县中共简史》，此时立刻打开其中一页给她看，借以打破尴尬的局面。上面有一段关于她姥爷耿佐贤的记述：“藁城县马庄村的共产党员张树汉是北平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年7月张树汉放暑假回村，利用亲戚关系在赵县城东北的大马村秘密发展小学教员韩五岳(又名韩子毅、李书堂(又名李学文)、耿佐贤(又名耿介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这三人在本村又秘密发展部分进步青年农民学生入党，党员发展到十余名，建立了村党支部……”
读到这里，候素国紧蹙的双眉渐渐舒展开来。趁热打铁，我说了一些劝导和安慰的话。告别时又把这本《党史》赠送给她，让她回去后给老母亲看看，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她的父亲。
送走好友，如释重负，但心中仍很纠结。我想，耿佐贤在日军的白色恐怖下秘密入党，又参加抗日游击队，他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保密的，家属也难知详情。况且被捕后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回家时变成一抔骨灰。解放前的事情，年代太久远了，家人要想找到他被捕后遭审讯时的证人证言是绝无可能的。虽然没有原始证人不能被追认为烈士，但也并非不能证明他的清白。第一、他被捕后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第二、但凡叛变的人大都当了日军的汉奸走狗，而他没有，反被抓了劳工。第三、在日本劳工期间，他坚持对敌斗争，以致命丧倭土。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他初心未变，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耿佐贤做为农村党组织早期创史人之一，其革命事迹虽然在党史中有所记载，但远不足以摡括其献身革命事业的悲壮一生。今撰此文揭开层层历史尘埃，还原一位革命先贤的清白之身，使其爱党爱国的不屈精神光大于天下后世，以达告慰亡灵，宽慰生者之目的，岂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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