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卫国，熟悉春秋战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国家在春秋时期就是个“跑龙套”的嘛！东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年），因为昏庸的卫懿公给宠物仙鹤们加官进禄，使得卫国上下无不愤慨“人不如鸟”，结果导致卫国被野蛮的狄人所灭。后来是靠着宋国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相助，卫国才得以复国。受此重创，此后的卫国一直只能在列国中充当二三流角色，到了战国时期更是默默无闻，沦为强国的附庸。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因为卫国实在太窝囊，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都没兴趣灭它；直到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废卫国末代君主卫君角为庶民，卫国才正式宣告灭亡。它也算因“弱”得福，成为西周时期多个诸侯国中最后亡国的诸侯国。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卫国在春秋战国时很弱，就以为它一开始就那么弱。相反，在几乎整个西周时期，它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封国之一，而且差不多是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的封国，有“诸侯之长”的头衔。那卫国最初为什么会这么牛逼呢？这还要从他的第一代国君说起。
卫国公认的第一代国君，是武王的同母九弟康叔封。康叔封本姓姬，名封，西周康侯鼎铭文写作“丰”。他曾参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并于战后武王在殷人社庙举行的“革命”大典中负责铺公明草编的席子。周公旦东征时，《史记·三王世家》曾特地提到“康叔后捍禄父之难”，显然康叔封又在二次克商的战事中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东征胜利后，周公旦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既有能力、又绝对靠得住的人，来接替之前叛乱的管、蔡的原本任务——坐镇商王畿核心区域以镇抚那人数众多、心怀怨恨的殷人。而康叔封既有战功，最关键的是他乃周公旦最信任的弟弟。
朕（此指周公旦）心朕德惟乃（此指康叔封）知。——《尚书·康诰》
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左传·定公六年》
因为“又红又专”，于是康叔封被周公旦选中，分封在了殷商王畿内，担负起镇抚殷人核心地带的重任。同时《逸周书》说，周公旦还分封了一个叫中旄父的贵族，到原商王畿东部的“东”这个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去坐镇。这个“中旄父”，一些史学家认为就是康叔封之子“伯懋父”，也就是后来第二代卫君康伯髦。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年前后。
康叔封正式受封的时候，仪式是非常隆重的。
首先，由康叔封的十弟、文王最小的嫡子、当时担任周王朝司空的聃季载，向康叔封授予土地，具体做法是把王都大社中的一块五色土象征性地交到他手中。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国的疆域，北到武父（今河北大名县），南到圃田（今河南郑州），西近东都雒邑，东至商王相土的东都（今河南濮阳一带），方圆达四五百周里，远超《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公爵国、侯爵国方圆里的常规，是一等一的大国（当然《左传》中记载的这种卫国疆域四至，应该不是周初的情形，而是卫国最盛时候的情形）。
授土同时，又由担任周王朝司徒的陶叔向康叔封授予人民。至于康叔封得到的民众有商民七族，即陶氏（烧陶家族）、施氏（做旌旗家族）、繁氏（制马缨家族）、錡氏（锉刀工、釜工家族）、樊氏（编篱笆家族）、饥氏（不详）、终葵氏（椎工家族）。
册命时授予康叔封的物品，还有代表权力、身份地位的宝器，如大辂（天子之车）、少帛（代表军权的小白旗）、綪茷（qiànpèi，代表军权的大红旗）、旃旌（zhānjīng，丝帛制的无装饰的曲柄旗子）、大吕（代表礼乐的周庙大钟）等。
宣读册命，授土，授民，分物（赐宝），就是西周分封的标准程序。
虽然周公旦对康叔封的忠诚是无比信任的，但康叔封镇抚心怀怨恨的殷人核心区域的任务实在很艰巨。故而周公旦作为当时的执政大臣、作为康叔封的亲四哥，不得不对康叔封一再地叮咛嘱咐，指导他治国之道。《尚书》里的《康诰》、《酒诰》、《梓材》等篇，就都是当时周公旦专门写给康叔封的。在这些篇章里，周公旦苦口焦心地提醒康叔封要因地制宜，“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殷人以怀柔为上。具体说，周公旦要求九弟学习殷商古代贤王的治国之道，以殷人之刑来治理殷人；同时要注意“明德慎刑”，以周法为补充，宽严相济，公正严明，勤政爱民，以消弭殷人的反抗情绪。针对商人好酒亡国的惨痛教训，周公旦还特地让康叔封宣布戒酒令。
在原商王畿坐镇的康叔封，于是遵从四哥周公旦教导，学习殷人的政治制度、典章刑法，以殷法治殷民，其间济以周法，并启用了很多殷人贵族作为卫国的臣子。比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保存了一件据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北部的青铜簋——沬司徒簋，里面提到成王分封康叔封的事情，而这个器物的主人沬司徒，看他器物上的族徽，可知他其实就是殷人。在康叔的治理下，殷商王畿的殷人贵族、平民、奴隶，依然过着基本和以前一样的生活，最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再像商末那样酗酒罢了。
沬司徒簋铭文：
由于采取了这种种得当的措施，康叔封最终果然不负周公旦的期望，很好地笼络了殷人民心，殷人再也没有爆发大的叛乱。而因为康叔封精心研究商朝刑法，结果他慢慢地变成了当时的“法律专家”。文化相对落后的周人王朝，那会儿正缺乏这种专门人才，据一些文献记载，后来周成王特地把康叔封调回朝廷担任了“司寇”一职，让他掌管周朝的司法和刑狱。康叔封回归朝廷后，他的位子就由儿子康伯髦（又称伯懋父、王孙牟）接替，这就是卫国的第二代君主。
不过大家可能有一点会比较奇怪，康叔封、康伯髦，不是卫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君主吗，怎么文献上很少叫“卫叔封”，更从来也没有“卫伯髦”的说法，反而总以“康”字打头呢？
按过去传统的说法，是说康叔封在武王伐纣后，首先被分封在了周王畿内的“康”这个地方，宋朝人认为在今河南禹州西北。后来周公胜利后，又把康叔封从周王畿内的康地转封到商人别都朝歌，所以史书上仍习惯按最初的封地叫他“康叔封”。不过现在这种说法受到了挑战。
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旁）执（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四章
按照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历史书《系年》的记载，康叔封是周公东征后，直接被封在原商王畿内的“康丘”这地方统治殷商遗民的，所以才叫“康叔封”。也就是说《系年》认为，康叔封最初所封的“王畿”，不是“周王畿”，而是原“商王畿”；康叔封被封在原商王畿，不是改封，而是初封。因为封国的首都是“康丘”，所以康叔封之国的国号就是“康国”，一直到他儿子伯懋父继位的时候，国名都还是“康”，所以伯懋父才依旧被称作“康伯髦”。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器铭文里，只有“康侯”、“康伯”的说法，而不见“卫侯”、“卫伯”的字眼；青铜器上出现“卫”的国名，则要到西周后期了。显然，从金文来看，卫国在西周前中期应该一直是叫“康国”的，直到西周后期才改名叫“卫国”。至于“康丘”在哪里，有学者认为“康”通“唐”，“康丘”即“唐丘”，即成汤（唐）所居，也就是殷墟附近。
那后来“康国”为何又改名为“卫国”了呢？原来据甲骨文卜辞显示，商朝别都朝歌以东不远，有个地方叫“卫”。西周初年的沬司徒簋铭文记载，卫地在康叔封最初被封为康侯时，就是“康国”的边境城邑。“清华简”《系年》又说，后来“康国”的国都从“康丘”这个地方迁移到了朝歌附近的这个卫地（但没说具体时间，应在西周中后期）。上古时人们有用都城名来做国名的习惯，比如后世战国时的魏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到大梁（河南开封）后，就常被时人叫做“梁国”。所以康国自从迁都到“卫”以后，就改名为“卫国”了。
西周时期的卫国（康国），还有一件事让古人很疑惑，那就是卫国（康国）君主的爵位为何。
一些人按《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说卫国前期的国君，称号都是“伯”（二代康伯髦、三代考伯、四代嗣伯等）；直到第八代君主顷侯，才贿赂当时的周夷王，从而升级为“侯”。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尚书》里就明确称呼康叔封为“孟侯”（“孟”有人解释为“排行第一”，有人解释为“明”），出土周初金文中更直接有“康侯”的字样。显然在卫国还叫“康国”的时代，他们国君就是“侯”而不是“伯”了。那为何文献里的康国（卫国）第二代国君叫“康伯髦”，金文里称之为“伯懋父”呢？
其实小编以前介绍周代爵位时已经说过，西周时期、至少在西周前中期，“侯”和“伯”还并不是指爵位：“侯”是强调职务的职责，指畿外具有军事捍御职能的封君；“伯”是从宗法角度产生的称呼，指宗族中的大宗、宗长，多用来称呼畿内封君（采邑主）。两者本没有明确的高低大小之分。（见细说“公、侯、伯、子、男”，论五等爵制并非西周制度）所以卫国（康国）的君主称侯也罢，称伯也罢，并不是爵位的升级或降级。卫国（康国）的第一代国君康叔封最初被封为“侯”，应该是因为当时“二次克商”后，天下局势依然紧张，所以成王和周公旦需要卫国（康国）担负起军事镇压和御边功能；但到了康叔封死后，天下已经比较安定，可能不需要强调卫国（康国）的军事职责了，因此成王就没有再封康叔封的儿子为“侯”（尽管康伯髦继承了父亲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再加上据《尚书·顾命》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康伯髦后来入朝担任了朝官，可能之后的卫君也都兼任朝官，被认作是畿内封君，于是就用“伯”来称呼。周夷王时，也许卫国国君卫顷侯不再在朝廷里兼任朝官了，而且周朝自周懿王（周夷王之父）执政开始逐渐衰落、天下重新动荡起来，所以周夷王又再次想发挥卫国的军事捍御功能了，就重新给卫国国君封了“侯”的称号，卫国国君于是就又有了“侯”的正式头衔而不称“伯”了。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这卫国（康国）第二代国君康伯髦（又称伯懋父、王孙牟），那可是西周前期的风云人物，当时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他参与。
据康王时期的小臣（言速）簋、鲁侯尊（又名明公簋）、慧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自周公东征后蛰伏许久的东夷人在康王后期突然发难，掀起一次反周叛乱，声势十分浩大。康王于是命令康叔封的儿子、第二代卫侯（康侯）伯懋父（康伯髦），统帅王朝东部的由殷人遗民组成的殷八师作为主力征伐东夷。
当年周公东征时的少年将领伯懋父，此时已经须发花白，成为久经战阵的老臣宿将。他指挥若定，长驱直入，一口气打到今天山东省的海边上。
这次东征平叛，除了伯懋父的主力外，还有多支偏师参与：周公旦之子祭公（金文作“溓公”）祭季率领将领慧、史旗和一班诸侯国攻打东夷的某国；周公旦另一个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只见于金文的儿子明公，遵奉王命率领自己的三族族军配合周军主力东进，战斗中鲁侯（应为伯禽之子鲁考公）立下了卓越战功。另据疐（zhì）鼎铭文，将领遣、疐等人也参加了此次平叛作战。
从这次周朝征伐东夷动员的军队之多，将领之广，可见康王时期周人对东夷作战的规模十分巨大。平叛胜利后，伯懋父带着殷八师回到朝歌，随后他秉承王命，用从东夷之地征收来的钱财犒赏大军。小臣（言速）因战功不但受到伯懋父勉励，还得了很多赏赐，感到十分荣耀，因此做了一件青铜簋铭刻此事以作为传家宝，数千年后的我们才得以知道史籍失载的此次东夷大叛乱和伯懋父东征之事。
小臣（言速）鼎铭文
此外，西周还有吕壶、师旂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康王时期伯懋父（康伯髦）帅师北征的事迹。师旂鼎铭文说，伯懋父此次北征的对象是“方雷”，也即传说中黄帝之妃嫘祖的娘家。这方雷国具体在哪里呢？据古文字大家唐兰考证，“方雷”古音近于“薄落”，方雷国可能就在上古时期的薄落津附近，也即在今天河北邢台市北部的宁晋县、新河县一带。
可这次军事行动却并不顺利，中间出了个小插曲：殷八师中某师“师长”师旂的一些部属，不知何故居然胆敢违抗王命，拒绝出征。这几个部属身后的势力可能比较硬，殷人出身的师旂自己处置不了，于是他派一位名叫“引”的副手到艿地，向正驻扎在那里的殷八师统帅伯懋父告状。
伯懋父闻报后对一师之长师旂的统御无方十分不满，本想先罚他三百锊金，但可能考虑到那几个部属确实不是师旂能对付得了的，就决定免了对他的惩罚。他正式下达命令道：“应该将这些抗命者处斩，因为他们居然敢不跟从他们的长官出征！但是现在先不杀他们，让他们把罚金交给师旂！”
要知道战时违抗军令，无论古今中外都是重罪，看样子师旂的那几个抗命的部属背景还真深，伯懋父也杀不了他们。
不过尽管出了这样的事，此次征伐方雷周人应该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吕壶铭文说，伯懋父的一位部下吕行在北征回还时有所俘获，为此还铸造了壶作纪念。
师旂鼎铭文
由上可知，西周前期之所以能成就成康之治，离不开康国（卫国）伯懋父等人的四方征战。史家普遍认为，成康时期是西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并且奠定了周朝的基本疆域。
成康时期，周人多次东征北伐，东土和北土得到很大开拓，所以昭王时期，周人将开拓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昭王十五年九月，周昭王开始第一次南征，征伐的对象是广义的“楚蛮”或曰“荆蛮”（不是芈姓楚国，将来小编会细讲），作战区域是江汉一带，南征的结果是周王师大胜。金文记载，为策应这次南征，第二代卫侯（康侯）伯懋父，也即康伯髦，还率军驻扎在郯国（今山东郯城西），以震慑东夷。不过此后金文上再无伯懋父的记载，显然此战后他就逝世了。
由于史料残缺，西周中后期的卫国情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到西周末年，卫国又曾发挥重大作用。《史记》记载，“犬戎杀周幽王，（卫）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这是卫国最后的余辉。当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周厉王被逐走之后的“共和行政”期间，执政的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和，不过这恐怕是想多了，毕竟从“共和行政”到“犬戎灭周”相隔70余年，假如“共和行政”时的共伯和是卫武公，他恐怕是无法在“犬戎灭周”时再披挂领兵作战的。
进入春秋后，卫国国君多荒淫昏庸、因循守旧，再加上受到戎狄侵袭，地理上又处在四战之地，老牌的卫国逐渐衰落。当然作为继承了殷商和周人文明的几百年旧国，卫国的文化积淀极为深厚，所以卫国出现了子产、子贡、吴起、商鞅等众多人物，也算从另一角度为华夏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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